『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几乎从访学德国一开始，我就期待见到前德国统一社会党（简称SED）总书记克伦茨。因为，他当年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年轻的党的一把手；他也是在党的总书记任上亲身经历那场历史变局的仍然健在的见证人之一。由于这两个原因，我希望能同他交谈，发现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的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某些内情和深刻原因。
等待是焦虑的。但等待也使我有了机会，在访问原SED其他党的干部和阅读材料时，了解克伦茨总书记的身世、经历和后来的际遇。
克伦茨总书记的全名是艾冈?克伦茨（EgonKrenz），1937年3月19日出生在德国东部的考尔伯格(Kolberg)。考尔伯格是波罗的海南岸的一座小城。说起来很有意思，这座养育了德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小城，现在竟不属德国领土，而是波兰共和国西波梅兰西亚省科罗伯里加格县的县治。自九世纪建城以来，考尔伯格历经变乱，先后为丹麦、神圣罗马帝国、瑞典王国、普鲁士王国、沙俄、拿破仑法国和德国等所占或所有。1945年的3月4日至18日，小城经历了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前的一次惨烈战斗。苏联红军和波兰军队最终打败了德军，解放了考尔伯格，但小城也基本为战火所毁。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考尔伯格再次被改变了命运。在波茨坦会议上，战胜国决定将奥德-尼斯河以东的全部德国领土归属波兰。小城考尔伯格也因此而成波兰城市。但近年西方出版的一本百科全书在考尔波格城名人介绍里，除记下诗人卡尔?赖姆勒（KarlWilhelmRamler）、物理学家马格奴斯?斯尔希奇菲德（MagnusHirschfeld）、教育家保尔?奥依斯特雷奇（PaulOestreich）等三人外，并没有忘记写到：艾冈?克伦茨，德国政治家。
关于小城考尔伯格悠长的历史以及它被纳粹统治又最终被红军解放的血与火的历程，对克伦茨总书记一生的政治选择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很难在简略的传记材料中窥出根底。但一般人还是可以想象，克伦茨总书记在走出小城之后，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肯定同他早年的生活印记有关。
克伦茨总书记诞生于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裁缝。他于1953年进入民主德国的一个教师进修学校学习。几乎在同时，他已是巴塞尔地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简称FDJ）的书记。1955年，克伦茨总书记加入德国统一社会党。1959年至1960年，他成为巴尔根地区FDJ书记处的成员。1961年至1964年，他被选为FDJ中央理事会书记。这时，他搬到了柏林。在这之后的三年里，克伦茨总书记被派到莫斯科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从1967年起，他连续两届当选为FDJ的第一书记。显然，他这时已在党的组织中逐渐成熟起来。1971年，他被选为SED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后，他是SED的中央委员。1976年至1983年，他当选为SED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年后，他是SED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如从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年份算起，他刚年届46岁。毫无疑问，他是SED党内的一颗政治新星。
1989年10月18日，SED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免去昂纳克总书记职务，选举克伦茨为党的总书记。这是自194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和德国共产党（KPD）合并组成SED后党选出的第三任总书记（或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前面两位总书记乌布利希和昂纳克，任职时间一个超过了22年，一个超过了18年。他们属于战前就参加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者。后来，政治形势和党的制度又给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长期担任党的一把手。从历史角度看，这种一个人长期担任党的第一负责人的现象，既有不可避免性又弊端严重。他们的年迈离去，给新的接班人留下了很不轻松的担子。的确，在SED选出自己新的总书记时，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运动已面临危殆，形势一天坏于一天。年仅52岁的总书记克伦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不断恶化的政治局面，将怎样展开自己的工作，将如何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可能是所有关心上世纪末社会主义命运的人所急切知悉的。自然，我是他们其中之一。但我也深知，此时，历史留给年轻总书记的机会，的确已经不多了。
等待终于有了结果。令我尤为兴奋的是，同克伦茨总书记见面的时间，刚好是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由于时差原因，此时国内大会已经在倒计时了。显然，克伦茨总书记知道这个时间对中共党员的意义。所以，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马上就到了你们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现在可能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都在期盼着这个事情。
身在国外，我为听到这样的话而感动。原本在我和这位前德国党总书记之间的某种陌生感，一下就被驱散了。我面前的克伦茨总书记，精神矍铄，身体强健。虽然已满七十岁，但动作敏捷，声音洪亮。在他身上，我似乎又看到了隐隐犹存的当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的活力。
谈话始终由克伦茨总书记导引着。他非常胸有成竹并条理清晰地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他的开场白是：我们原来党的一些同志说，我们的失败是别人加给我们的。我不能完全同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允许别人把失败加给我们。如果只说是叛徒出卖，那我们自己就不知道我们的失败原因到底在哪里了？
接着，他分析了德国共产党失败的四条原因。他说：
第一，民主德国是整体的一部分。社会主义阵营曾经是一个整体。它从最远的东方一直到易北河。民主德国是苏联的联盟者，但这个联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自由的。我们总是说，我们和苏联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当时如果不这样说，我们和苏联的密切关系就不好维持。可苏联的几个领导人不是像我们这样看问题的。
1953年的时候，苏联曾经想把民主德国送给西方。当时苏联的贝利亚就有这样的想法。从那个时候开始，民主德国就成为苏联和美国争夺中的一张牌。当时有几种设想，其中一个就是，如果要能坚决地保卫苏联的安全，就应该把民主德国让出去，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国，这就是把民主德国送给西方想法的原因。五十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参加北约，原来所预计的发展就结束了。以后也有了华沙条约组织。到了1961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即东西德和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就被封锁了。我为什么要谈这个背景？是因为民主德国同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密切关系要大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克伦茨总书记接着说，我在1989年11月1日那一天见过戈尔巴乔夫。我当时就问戈尔巴乔夫，你们是不是还准备做我们的爸爸？他看着我，似乎不太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我解释说，我们民主德国是战后发展的一个孩子，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也是冷战的孩子。你现在和美国人说，冷战结束了。你说全欧洲是一座房子，那民主德国在这座房子里还有没有位置？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说实话。实际上，在那个时候，苏联官员和戈尔巴乔夫的一些顾问已经在联邦德国研究了怎么使德国统一的问题了。我讲这个问题是要说明，民主德国作为苏联东欧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失败了，民主德国也不能不失败。
在笔者研读的所有关于八九事件的材料以及同原德共党的领导干部的谈话中，几乎都涉及到克伦茨总书记所说的这个“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最终所导致的民主德国的失败。社会主义在整个苏联东欧阵营的动摇，使单个的作为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成员国的东欧各国再难维持社会主义的统治地位。尽管，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拥有最高的GDP，它也曾被赫鲁晓夫喻为社会主义的“橱窗”，但从地缘政治上观察，民主德国却正好处在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如果我们在欧洲版图上划出两条垂直相交的线，一条从东部的莫斯科到西部的巴黎；一条从北面的斯德格尔摩到南面的罗马，其交叉点刚好位于作为柏林和德国象征的勃兰登堡门附近。而举世闻名的柏林墙，也正是以勃兰登堡门作为分界点的。这显然不是纯地理的巧合。自1946年冷战对峙开始，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激烈对抗，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就是这个对抗的战场。从1948年的柏林封锁到1961年建立柏林墙；从七十年代SS-20导弹、潘兴导弹的部署到八十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几乎都同两个德国密切相关。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前沿的民主德国，为整体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动摇了，苏联希望把民主德国统一在一个德国里面去，以换取西方对苏联“公开性”的援助、对“改革”的贷款，那民主德国还能坚持下去吗？这情形正像那句老台词所说：生或死，是个问题。
克伦茨总书记讲到的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历史遗产。他说：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想法，社会主义应该在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里实现。可是，社会主义革命先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实现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经济上胜利的机会也就比较小。我们没有办法实现比资本主义还要高的社会生产率。列宁说过，新社会的胜利要求提高社会生产率。列宁的意思其实是，如果你们不能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那你们只能失败。
克伦茨总书记说，这样一来，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也就碰到许多问题。在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在纳粹德国和冷战中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中，要实现完全的民主政治也很困难。在这种背景下，使我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即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对于民主可以做些什么？这样的问题没有被提出来。
把落后国家实现革命胜利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行问题联系起来，是笔者原本没有想到的一个角度。当然，在1980年前后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中共党内的一些远见卓识之士包括邓小平本人，也提出过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东、西方共产党人的思想巧合。它应被看作是在落后国家干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人们，对历史经验共同而深刻的总结。
克伦茨总书记继续阐述这个道理说：今天他们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矛盾的。的确，我们不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式民主。我们也不愿意承认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对派。所以，我们也不要成为联邦德国那样的所谓法制国家。但是，我们在我们企业内部发扬了民主。我至今认为，我们民主德国时期企业内部的民主，要比联邦德国企业里的民主程度高得多。但应该承认，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民主选举还是可以搞得更好一些。比如在选举中多确立几个候选人，这是可以办到的。那样会好一些。我们本来也可以把我们议会的工作开放得好一点。各项法律在通过之前，要在人民中进行讨论。我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展民主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民主应该首先是从人民开始，在人民中发挥作用。
克伦茨总书记肯定地指出，我们原来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办法。但我们国家里集中比较发达，民主发展不够。我认为，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是对的。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意见可以自由提出，特别是反对意见也可以充分讨论。但经过争论，作出了决定，那就要自上而下地加以实现。但我现在有一个看法，民主和集中应该是统一的。如果它们不能统一，那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是不能成功的。
克伦茨总书记接着强调，党的领导不应该是总书记说了算，他的话不应该就是最后的决定或不能改变的权威。我当过总书记。我认为总书记和别的党员或领导层成员应该是平等的。应该造成这样的环境，就是在党里面可以真正地讨论党的战略策略。
如果说，克伦茨总书记前面一段话将历史进步的程度和民主发展的内在关系连接起来，是刻意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的话，那么他的这后一段话，就是发自一个经历失败的党的总书记的肺腑之言了。
克伦茨总书记认为，造成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理论方面的：二战结束后，我们的党员从敌人的集中营里回来了，从苏联回来了，从过去的迫害中回来了。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实现。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很长的，它有很多类似石头那样的障碍在阻挡我们。
他说，六十年代我们党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是在苏联党的反对下，它没有获得很好的讨论，也没有坚持下去。苏联当时说，我们很快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了。捷克的同志也说，我们将很快搞共产主义。乌布利希同志提出了一个说法：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制度。一个独立的阶段，不是马上就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了，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但乌布利希同志说，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很长的相对独立的阶段。乌布利希和他周围的一些同志都认为，在这个比较长的阶段中，社会中还应允许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过渡时期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中的一部分，特别提出应该把计划和市场联系起来，有目的地把市场因素发挥出来。这个纲领叫NEWECONOMICMANAGEMENTSYSTEM。
过去，中国国内的很多研究者不了解民主德国有过这样一个相当“前卫”的改革纲领。虽然，正如克伦茨总书记所说，民主德国和SED领导人的上述想法没有得到实现。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过一股改革思潮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勇敢的学者和官员，都相继提出了某些对旧的思想方式、旧的生产方式的改革意见。这种情况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有了如新竹破土式的萌动。如果不是因为紧张动荡的世界政治形势，如果共产党内能形成更多一些像克伦茨总书记说的民主气氛，可能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们就抓住了这样一次重大的发展机会。可惜的是，当十几年过去，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和可以放手行动时，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永远失去了诉诸其实施的时机。
克伦茨总书记指出，导致失败的第四个原因，是民族问题在民主德国政治走向上所起的一个特殊作用。他说，我们是在一个国家被分裂的状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这同中国有很大区别。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强大的，而隔离出去的台湾是很小的。我们面对的则是强大的资本主义的西德，我们搞社会主义但却是弱小的。我们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二战结束后，德国共产党就发表了一个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声明我们不是要搞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共和国。以后联邦德国成立了，分裂出去成为独立国家；民主德国也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后来我们说，德国人是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再往后，两个德国发展的区别越来越明显。我们说，我们应该搞一个结合，搞一个联合体。但由于两个国家的分裂而被阻止了。之后，我们宣布已经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决定，应该在两个国家之间划出界限。我们当时未能提出一个从共产党立场出发、在未来统一德国的远景和目标。
克伦茨总书记说到的这一点，即德国民族统一的问题，是德国共产党人独自碰到的。历史上的德意志民族，曾历经长期离散。直到十九世纪，德国才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下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是建立在专制基础之上的。它最终又导致了希特勒更为野蛮残酷的法西斯主义。大约是法西斯主义终于使专制暴虐走到了尽头，历史又反过来让覆灭后的第三帝国再次形成德意志民族的分裂。在德国共产党人看来，民族统一始终是自己的理想，也是政治上的一个“先机”。在冷战风云变幻的时代，如不能把握这个先机，必然要导致失败。但事实上，由于冷战的原因，东西德分离的现实却变得越来越不能逆转了。
对此，克伦茨总书记讲了这样一件事情：1968年我们进行全民投票，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这是德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全民投票形式来通过宪法。这种形式至今也没有再出现过。这个宪法说，民主德国是德国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你看，我们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的民族是德国的，这个说法比较恰当。但关于这个提法，我们的苏联朋友们不同意。他们说，你们不要提德国民族。现在有作为国家的两个德国，同时也就有两个德国的民族。后来乌布利希下台和昂纳克上台，都同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第一个提法的出发点，是民主德国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德国统一的出发点或基础；而另一个意见是，保持两个德国越来越分裂的状态。以后，1974年颁布的宪法取消了前一个提法。六十年代宪法的有关这个原则，是乌布利希的想法，但实际上昂纳克也是这样想的。但他比较年轻，刚刚做领导工作，因此倾向于接受苏联的说法。当然这也是在苏联的压力之下。
作为中国学者，后来我们知道，在1989年11月以后，西方势力就抓住了民族统一的政治“先机”。在1989年底出现的群众大型游行集会上，原本的口号是：“人民是我们的”，寓意必须由人民作出决定。但到了12月底，口号则变成了“我们是一个人民”。这个口号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推动东德统一到联邦德国去。显然，口号的转变，背后藏有民族问题的政治动机。
对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被动，克伦茨总书记很为惋惜。他说，我们的党报叫“新德意志报”；我们党的名字叫“德国统一社会主义党”；关于寓意德国民族统一的东西，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可是后来“德国”这个字，我们在谈政治问题时基本就不再用了。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事，就是后来我们在唱民主德国国歌时，只演奏曲子而不唱歌词了，因为歌词里有“我们为统一的德国而努力”的话。听了克伦茨总书记的这番叙述，我想，在民族关系以及民族统一的问题上，共产党人有过太深的教训。它的确不仅在民主德国一国发生，在苏联、在保加利亚、在罗马尼亚、在南斯拉夫等国家，也都以不同的形式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
谈话既然已经涉及到1989年，我则有些迫不及待地向克伦茨总书记提出：您在10月18日就任总书记，20天后柏林墙被迫开放。之后在民主德国发生了一系列急转直下的政治变动，比如圆桌会议的召开，比如议会的选举，比如修改宪法以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等等。在这一系列的重大发展中，为什么看不到您的行动，听不到您的声音，而只是由一些所谓的党内改革家来主导事态的发展呢？
也许这个问题过于敏感，也许它深深触动了克伦茨总书记的内心隐痛，他显得有些忧郁了。但他没有回避。他想了想，回答说：关于你问的问题，即为什么在柏林墙开放之后就那么软弱地丢掉了政权，我为什么在政治上再没有作为了？这个问题，连我自己也经常在问为什么？他接着说：至10月18日，我们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还在起着约束作用，尽管当时外部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但那时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当然党内存在很多矛盾。党员提出许多问题，但党的领导层没有答复这些问题。无党派人士或社会上的群众也经常问党员，我们报纸上永远说我们什么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有很多问题，供应情况恶化了，政治形式也恶化了，为什么是这样？
他说：我第一次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党的纪律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它也可能变成很不好的东西。我们好多年有这样一个口号：不讨论错误，就是向前赶。我们有240万党员，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并不多。有的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也有人是想借机往上爬。我们掌握政权的时候，有人表现得非常革命，但以后表现是不好的。我发现，当时表现得很革命的人，现在却不参加政治活动了。而当时那些经常给我们提意见的人，现在却是民主德国最好的保卫者。
他接着说：到11月底，我已经失去了权力，无法实现我所要做的事情了。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地告诉我：10月18日，我们党中央决定昂纳克不再担任总书记，我被选为总书记。我做总书记，当时的目的不是要放弃民主德国，而是提出一个实行转变的问题，就是把路线转变到我们党一个老的传统的方向上去。我的目的是把民主德国转变成一个主权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保存下来。可当时条件已经不允许了。有一部分党内的所谓改革家，搞了党的一次政变。
对克伦茨总书记来说，历史就这样翻到了1989年11月底的一页。它停在那里，不再动了。此时，屋里的时钟得得作响。而我的心里异常沉重。
这时，克伦茨总书记有意转变了话题。他告诉我，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走到后来，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思想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等，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像蓄满了蒸汽的锅一样，把锅盖顶了起来。党没有能及时地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党的状况的评价是不那么真实深入和实事求是的。党内的信息也不那么畅通。基层组织经常提出意见批评了一些问题，但越到上层就越没有批评。各个州为了互相竞争，看谁是最好的，所以都报告自己的成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在写给政治局的东西里面，他们都知道总书记最爱听什么话，不爱听什么话。公安部的报告是最清醒的，但部长还是不敢说真话。
他不无沉重地说，我们党政治局的责任，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没有注意到人民想法的逐渐变化。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成就，但没有注意到新的发展一定伴随着新的要求，特别是年轻人的要求。也有一些重要的决策，是总书记一人就做出了，没有经过充分讨论。
尽管说到这些缺点，克伦茨总书记最后还是大声地提醒我，民主德国的政权不是反对人民的。它没有违反人民的利益。民主德国的建立和发展是对过去德国反动的一个进步，对法西斯主义的一个进步，对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到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生活在民主德国的大多数人是支持党和民主德国政府的，这是有科学统计依据的。
这时，谈话已经进行将近两个半小时。我提出，是不是请克伦茨总书记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走向和中国讲几句话。克伦茨总书记略加思考答道：罗莎?卢森堡对社会主义有一个最简要的说明。她说，实际上人们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社会主义，第二个就是野蛮主义。我认为，世界将来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主义。我要说，1989年、1990年的事情只是一个模式的失败，不是理想的失败。
克伦茨总书记说，我当然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我们过去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早就解决了，这就是党的领导人不应是永远的领导人，应该换代。我也看到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应该上去。我非常期望，中国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作为中国学者，我深切感到，克伦茨总书记最后的这几句话分量很重。在我认真记录它们的时候，克伦茨总书记向我伸出了告别的手。
望着克伦茨总书记离去的身影，我有种力量在积聚、在奔腾的感觉。他刚才的握别，在我手上留下炙热和滚烫。
此时，暮霭已经笼罩了柏林。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